從小村落變為國際大都會-香港：用博物館承載記憶

香港是一座善於保留記憶的城市。在這座不到1100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僅由特區政府管理的公共博物館便有13座，如果加上機構乃至私人創辦的博物館如香港醫學博物館、警隊博物館、人類民俗博物館等，香港的博物館就有二三十座之多。

香港有博物館的歷史很短1962年，香港第一座博物館“香港博物美術館”成立。1972年，這間博物館一分為二，一為“香港藝術館”，一為“香港博物館”。如今，前者成為保存中國文化精髓和推廣香港文化的殿堂，並經常展出內地和世界各國的頂尖藝術品，如目前正在展出的“法國印象派繪畫珍品展”。而“香港博物館”如今已易名為“香港歷史博物館”，常年展出跨越4億年的“香港故事”。

如果以面積而論，香港最大的博物館是香港海防博物館，總面積為34000平方米，它保留著自明清以來香港600年的海防歷史。海防博物館位於維港東面的入口，扼鯉魚門要津。1941年2月日軍入侵香港時，這裡是一個重要戰場。

香港最小的博物館是李鄭屋漢墓博物館，總面積僅185平方米。李鄭屋漢墓是1955年發現的。這座約建於東漢時期的古跡顯示，香港的先祖們近2000年前就已在這片土地上耕耘。

多彩多姿的香港博物館與記錄歷史不同時段和不同色彩一樣，香港博物館是那樣多彩多姿：“香港文化博物館”重點之一是保存和介紹粵劇文化文物﹔有91年歷史的香港大埔墟舊火車站是“香港鐵路博物館”，館內藏有見証香港鐵路發展的窄軌蒸汽火車頭和6個古董車廂﹔“三棟屋博物館”原是一條有200多年歷史的圍村，建筑布局有如棋盤，左右對稱，中軸線上分別建有前廳、中廳及祠堂﹔香港第一所專為醫學化驗而設計的建筑物、如今的香港醫學博物館，是一所富有特色的專題博物館，它全面介紹香港醫科學術的發展歷史……

進入這些形形色色的博物館，恍若進入時空隧道，香港的歷史和現實在這裡交織和延續。博物館專家介紹說，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它地質構造之復雜，樹木種類之繁多，有人類活動時期之早，新界民俗保留之完好，都是頗為獨特的，更遑論它在百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鮮為人知的村落變為國際大都會。

香港的歷史給了博物館發展的空間，香港博物館也在不斷豐富人們對歷史的記憶：50年前一場大火之后興建的建筑———標志香港公營房屋發展的首個公共屋村石硤尾，將被清拆。特區政府房屋署正研究保留其中部分舊式大廈，改建作公屋博物館﹔香港是世界有名的海港，船業在此扎根多年。由私人經營的“香港海事博物館”也即將開幕。據了解，香港立法會日前通過撥款9500萬港元，把列為古跡的“甘棠第”改建為孫中山博物館，博物館將於2007年年初開幕。這個屹立於港島半山的“孫中山博物館”，與附近的中山史跡徑合組成“孫中山歷史之旅”，展露香港孕育孫中山革命思想的一段罕被介紹的歷史片段。截至目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文物征集行動已收到數百件歷史文物，現已收集逾70件珍貴文物。香港博物館是全體香港人的記憶，也是港人教育孩子們的場所。在這些大小場所，總能看到學生們拿著筆紙記錄的情形，有的學校索性就將課堂搬到博物館。香港不少博物館還免費向市民開放，有些收費的博物館每逢周三也向到訪者免費開放。

《華南新聞》 (2005年04月06日 第三版)

向劍幗
http://www.people.com.cn/BIG5/paper49/14463/1286275.html

香港文藝復興的30年代

【明報專訊】早前到佛羅倫斯走了一趟，逛博物館、看古建築，為疲累的心靈充電。佛市是歷史名城，也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它的建築與藝術，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意大利人的驕傲。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曾進行過一場文藝復興運動，以傳統建築重耀中華文化的光輝。這股文藝復興的熱潮不久南傳至香港，並開花結果，成為我們城市建築的獨特印記。

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命題，就是如何令中國走向富強。中國人經常於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中與西之間爭辯、徘徊。城市建築不單具實用功能，還有政治和文化含意，反映國運的興衰。二十世紀初，西洋建築陸續在中國沿海的商埠湧現，從政府機關、公共設施，到洋行教堂，出現了大批西方復古主義、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新建築，成為進步、時尚和現代化的標記，中國傳統建築只有靠邊站。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國傳統建築終於有翻身的機會。但諷刺的是，充當這次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鋒，竟是西方的傳教士和建築師。

城市建築反映國運興衰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反對西方教會在中國的傳道和教育活動。教會明白到本土化、世俗化是唯一的出路，天主教在首任駐華公使剛恒毅樞機（Mgr. Celsius Constantini） 的倡導下，積極推行中國化政策。基督教同時也提出「本色運動」，要求教士不要僵化地把西方傳道模式移植到中國，必須尊重東方固有的文明。這理念反映在教會所興建的大學和教堂建築上，它們都以融匯中西為主旨，將西方建築技術與中國傳統建築式樣結合起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北京燕京大學等代表性的建築物都是由外籍建築師設計，當中以美國建築師墨菲（Henry K. Murphy）最負盛名。

西方物料融合中國傳統理念
但真正將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發揚光大，是首批於二、三十年代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中國建築師。他們在歐美大學學習西方建築學的理論和方法，返國後受民族主義的感染，致力於調和中西建築。適逢蔣介石於1927年統一中國後，大力鼓吹以中國本位進行文化建設，倡導「吾國固有之建築形式」，並制定了「首都計劃」，以中國古典建築重塑南京作為新首都的氣派。這批「中道西器」的華人建築師設計了大批的政府和公共建築物，以西方的鋼筋水泥和體量組合的建造方法，融合中國傳統建築的理念和裝飾技巧。南京、上海和廣州在十年間興建了大量這類具民族特色的建築物，較著名的包括呂彥直的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徐敬直的中央博物院、范文照和趙深的國民政府鐵道部、楊廷寶的中央研究院、董大酉的上海市政府，及林克明的廣州市政府和中山圖書館等。

英佔領香港後築維多利亞城
英國佔領香港後，隨即修築維多利亞城。新建築大都按照英國本土建築的式樣設計，因應香港炎熱的天氣而稍作修改，反映典型殖民地城市的風貌。三十年代，香港的城市建築仍以西洋建築為主流，但亦引入一些西歐現代流派的新設計，如包浩斯（Bauhaus）、現代主義（Modernism）和裝飾藝術（Art-Deco）等。至於中下階層華人的居所，主要是一些樓高三層「下舖上居」式的騎樓。除廟宇外，在市區很難找到中國古典式的傳統建築。

國內的文藝復興運動，實得助於蔣介石政府的國粹政策，將建築與政治結合。但在殖民地的香港，復興中國文化在政治上並沒有發展的空間，雖然華人領袖一向支持弘揚儒家禮教，認為可有助維持社會的穩定。1927年2月魯迅應邀到香港青年會作演講時，就曾批評香港主流的保守主義思想。因此，在心理上，華人對中國復古建築並不抗拒，反覺得是追上了國內的潮流。

中華百貨唯一中國文藝復興式商廈
當時的華人領袖周壽臣首開風氣，在1932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62號興建了中華百貨公司，以西式鋼筋水泥建築為主體，配上中國廡殿式屋頂和塔樓，成為市區內唯一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商廈。大樓於1977年被會德豐收購，改建成今天的連卡佛大廈。在三十年代，不少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相繼在香港落成，主要包括兩類的建築物﹕教堂修院和商賈府邸。

受到國內本色運動的影響，香港教會建築都採用了中國文藝復興式設計，其中最為人所熟識的，就是位於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循道衛理公會香港堂。教堂於1936年建成，由英籍建築師梅雅達（A.J. May）設計，以典型西方教堂的形制，配上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教堂頂部建有一組中式三檐圓攢尖塔樓，鑲以十字架，盡見中西合璧的特色，可惜教堂已於1994年拆卸重建。

現僅存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式教堂
現時市區內僅存的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式教堂均屬聖公會所有，包括位於馬頭涌道135號的聖三一堂和大坑道2號的聖瑪利亞堂，均建成於1937年，前者為華人建築師吳建中所設計，後者的建築師不詳。這兩座教堂都採用了西式教堂的內部佈局，再配以中式單檐廡殿式屋頂，綠色琉璃瓦，並用上大量中式傳統裝飾如飛檐翹角、斗拱雕樑、瓦當滴水等。聖瑪利亞堂的七脊風火山牆頂和與正門入口的四根紅色檐柱更見氣派。

於同期建成的教會修院亦採用了中國古典復興式的設計。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於1931年由挪威籍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所創立，隸屬基督東亞道友會（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院社由丹麥籍建築師韓慕德（Johannes Prip-Moller）所設計。艾香德最初以南京景風山為基地，專門向佛教徒宣揚基督教義。後因兵災，院社被焚，遂遷到沙田道風山重建，但仍採用中國古典建築式樣，結合西式建材和方法，建成古色古香的建築群。在傳道工作上，該會仍以推動基督教中國化為主旨，現時修院仍作靜修和研習之用，但開放予市民參觀。

位於香港仔惠福道6號的聖神修院於1931年建成，前稱華南總修院，是當時羅馬教廷在中國成立十四所專門培訓華人神職人員的修院之一，亦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修院，至1964年才由香港天主教區接管，改稱聖神修院。教會邀請曾設計北京輔仁大學的本篤會神父葛利斯（Dom Adalbert Gresnigt）繪畫圖則，原本打算修建一組宏偉的中國四合院式建築群，但因經費不足，只興建了南翼大樓，左右兩翼和正面的主樓並沒有建起來。修院以中國宮殿式設計，牆身以青磚和大理石築成，兩側主樓高四層，採三重檐廡殿式屋頂，鋪以綠色琉璃瓦，配以傳統建築裝飾如斗拱、鴟吻、翼角、雀替等，是香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精品。

瑪利諾神父會院（赤柱村道44號）於1935年由美國天主教海外傳道會所建，由一個美國家庭捐贈經費，以紀念其一位於交通意外喪生的家庭成員Gerald MacDonald。修院由一位於紐約執業的建築師Henry J. McGill所設計，採用當時內地流行的宮殿式樣設計，單檐歇山頂，紅磚綠瓦，並用上中國傳統建築裝飾。修院一直用作該會傳道人員的退修和研習中心。聖神修院與瑪利諾神父會院現時俱不對外開放，讀者只能遠觀它們的外貌。

三十年代香港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還包括一些富商的府邸。華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在香港崛起，帶來了財富，長袖善舞也帶來了社會地位。早期華商的府邸全部都屬西方古典復興式建築，以顯示其品味和財富。但到了三十年代，崇洋已非潮流，愛國更是理所當然，一些準備興建新府邸的華商遂捨洋取華，以中國文藝復興式樣設計新居。

何東是當時公認的華人領袖，何家於半山和山頂一帶早已建有多幢住宅，包括西摩道8號的「Idlewild」。1927年何東再購入山頂道75號地段興建大宅「The Falls」，後以夫婦名字命名為曉覺園。大宅的興建工作由何夫人張蓮覺負責，並聘請了著名則師樓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ner）設計，以融合中西建築風格為特色。張蓮覺一生篤信佛教，於1935年在山光道15號興建了東蓮覺苑，亦採中西合璧設計，是典型的中國文藝復興式作品。

位於司徒拔道45號的中式大宅，是十九世紀香港首富李陞孫女李寶麟於1937年所建，亦屬於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由英籍建築師A.R.Fenton-Rayen所設計。大宅於七十年代轉讓予邱子文，並改名為景賢里。同期建成的中國文藝復興式住宅還有虎豹別墅（大坑道15號），於1935年建成，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大宅，旁邊還建有胡文虎花園，開放予市民參觀。

負起弘揚民族文化使命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只維持了十年的光景，至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結束。這場復興中國古典建築的熱潮，絕不單是建築師們的玩意，還堅負起弘揚民族文化、鞏固南京新政權的使命。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古典復興式新建築又再次出現於海峽兩岸，以彰顯道統的承傳和歸屬。建築與政治的體用問題，實毋庸深究。香港的中國文藝復興雖亦只是曇花一現，但卻在幾年間建成了一批具水準的中西混合式建築。這些沒有政治催生的中國古典式新建築，更能反映我們的城市文化和歷史。

3月 27日 星期日 05:10 更新
吳志華
http://hk.news.yahoo.com/050326/12/1arkr.html

英博物館來港辦展覽被拒

2005年2月19日 星期六 02:05 更新

【明報專訊】去年夏天於倫敦知名設計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V&A) 舉行的Vivienne Westwood時裝女皇回顧展，今夏將於上海舉行，香港政府去年收到同一展覽的資料，但至今未決定是否邀請有關展覽來港，V&A負責人無奈道﹕「香港是全中國最富有、最國際化的城市，我們與上海商討展覽則一拍即合，香港則問題多多，我的印象和錢有關。」他希望西九龍能解決展覽資金短缺問題。

V&A是英國政府資助的重點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齊名，博物館總裁Mark Jones接受本報專訪表示，他們每年經費8億港元（羅浮宮每年經費14億），75％來自政府。他表示，3個西九龍入圍財團均有接觸他，而他答允為恒基地產的香港薈萃任顧問，但強調自己沒有獨家賣身給誰。

負責人指與錢有關
西九龍是否單一招標、應否由財團或是管理局運作，不是Jones的關注點，他指，「博物館只要做好三點﹕照顧公眾利益、保持獨立、有足夠穩定的經濟支持，那管錢從哪裏來。」他認為，西九龍由地產商支持，應有充足財源，至於公眾利益和獨立性，他表示﹕「要求財團做到保持博物館的獨立性和向公眾負責，這是政府的責任。」

他表示，內地城市近年一改做事緩慢的作風，上海及廣州均主動出擊與V&A合作，去年廣州藝術館便舉行了它們的「廣東的手信」畫展，今年夏天又會舉行Vivienne Westwood時裝女皇回顧展，但香港政府在他們幾次接洽都反應冷淡。Jones說，他估計是錢的問題，合辦展覽，展覽成本由73萬至1400萬港元（雙方攤分）。

康文署﹕雙方只是資料交流
康文署發言人承認，去年曾收到V&A的展覽資料，當中包括Vivienne Westwood展覽，但雙方只是「資料交流」「談不上有合作計劃的階段。」

明報記者 譚蕙芸

收買時間－陳米記的集體回憶博物館

【明報專訊】慢下來﹖Mike Chan陳米記一臉疑惑——在香港生活工作要慢下來﹖幾乎不可能﹗罪魁禍首是手提電話﹗想不到Mike Chan毫無保留不客氣﹕日夜無間接聽的一百個電話沒有一個是「好」，所有電話都是指示是信息，總是要提醒你、要命令你，趕緊開始這樣、結束那樣，「爭分奪秒」不是遊戲節目的名字。

唯有關上電話，主動與周遭人事隔絕的同時重新有機會真正的認識世界——Mike Chan一想到離開香港在外地旅行，理直氣壯可以關掉手提電話，在街上在路旁無牽無掛呆坐一天，讓時間奢侈的慢慢的花，簡直享受簡直偷笑。

認識多年的Mike Chan，這幾年經營的一家小店叫「陳米記」，中英音譯對照，十分香港道地，總店開在中環蘇豪，外牆一律刷了白，落地玻璃窗／門悄悄望進去，三、四、五、六十年代甚至輾轉今日，生活日常道具如燈如桌椅如杯盤碗碟，應有盡有，入寶山保證不會空手回。而分店也叫陳米記也就在二街之隔，但Mike Chan說香港人就是懶，要多行幾步上小小斜坡就是心不甘情不願，真奇怪，也沒辦法。

沒有記憶的城市……
有機會跟他聊天，話題千萬不要從懷舊開始。Mike Chan的這些收藏蒐集整理，並不是為了緬懷過去黃金歲月片段，更實在的說，是為了現在——我們都不是活在過去，也不是活在未來，只是這個確切真實的現在，也必須是有回憶和有冀盼的。但在Mike的觀察和經驗裏，叫他遺憾甚至生氣的是，香港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去「發展」，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沒有記憶的城市。這甚至不是多保護幾件古物古蹟或者多做幾個本地歷史展覽就會把記憶留住的，如果回憶脫離了日常家居生活，回憶只是一種展品陳列，這也正就是Mike Chan通過陳米記向大家發出的一個「緊急呼籲」﹕我們要懂得珍惜本來就在我們家裏的身邊的寶，即使大多不是價值連城的什麼高檔名牌，但如果好好維護保養，代代相傳，也就磨練出一種千金難買的魅力。

舊屋村活博物館
識寶惜寶的有心人真的不多，Mike隨便舉出一些例子，也夠觸目驚心——現在已經蕩然無存的北角村，每家每戶的double swing大門肯定是見證了一個時代的建築設計經典，可是拆樓的時候就因為方便處理，全都變廢物填海去了，醫學博物館在維修的當兒，也一口氣丟掉了十多扇原裝的木窗（幸好被人路過給撿走留下來了），還有碩果僅存的老屋村如蘇屋村，住戶裝修翻新家居時候丟出來的，簡直就是博物館的藏品。Mike還特別指出，當大家因為受《花樣年華》、《2046》的感染而對五、六十年代忽然留意關注之際，對七、八十年代的種種卻漠不關心，此時期的生活產品瞬間被淘汰消滅，有朝一日大家忽然若有所失的話，一切都為時已晚。

給香港人一個家
與其說Mike Chan對時間敏感，倒不如說他對生活素質的關心重視隨年月經驗有增無減，他笑說希望我在這裏替他公告天下，他除了繼續用心經營陳米記，他的理想是在西環的某條舊街盡頭，有一個小型的香港家居生活博物館，安安靜靜的，不必為成為旅遊景點的好好運作生存。當然這已不是純粹生意經營，這更不是可以販賣的「香港製造」——一個真正叫香港人有感覺的「家」，需要的是時日的累積沉澱，也更需要用心承擔。

2月 12日 星期六 02:45 更新

文、圖﹕歐陽應霽
http://hk.news.yahoo.com/050211/12/19d4z.html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的重整

【明報專訊】自2003年特首施政報告首次倡導創意工業，今年施政報告以較大力氣強調「文化及創意產業」，從幾個角度看來都有一定的進步，但對真正落實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廣，並藉此帶動香港經濟結構轉型，顯然還需要在若干關鍵問題多做功夫。

文化與經濟的融匯是當代經濟發展較新的潮流，不大受文化或經濟學者注意，無論在教學或研究方面仍在起步的階段。筆者自1997年與一批內地學者，攜手推動全國性的文化產業研究，棄用英國倡議的創意工業的概念。2001年，筆者開始在中大開授有關課程，正式選取台灣慣用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名稱及研究方向。2003年政府和業界同時提及這些概念，大家也不大留意其中的分別或涵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因工業化發展逐漸衍生了大眾文化。當美國的電影和廣播出現，這些文化產業就開始慢慢形成。可以說，以「文化」作為一種手段，把它增加價值後，就變成一種商品，即文化商品化。商品化便有一個大眾市場。這是工業社會或後工業社會一個發展大趨勢。在這個發展趨勢中，文化的經濟價值愈來愈重要。隨現代社會或工業社會過渡到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文化的「商品化」，最終形成一個所謂創意的社會，創意階級或休閒社會階層的出現，又使文化產業發展日益蓬勃。

英國政府在1997年責令該國文康廣播科，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創意工業的發展策略，其後小組於2001年3月發表《文化及創意﹕未來10年》綠皮書，採用了「創意工業」這個特別用語，以有別於以前保守黨的發展概念。

創意工業其實有一個特定的國家政策。香港是一個城市，城市的文化資源不可能和先進國家的積累基礎比較。雖然倫敦、巴黎和紐約都是城市，但這些城市有整個國家資源集中在裏面。

因此，我們不能照搬英國的概念套入香港發展之中。2003年董建華政府的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創意工業，加強發展本土經濟。但香港發展創意產業必須注意到﹕

第一、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文化資源難以跟一個國家的基礎匹敵﹔
第二、社會的結構問題，目前香港社會仍有相當比例的低技術和低學歷人口﹔
第三、香港未來發展要背靠中國，因此一定要跟大陸的文化產業作出配合，不能孤立發展，各走各路。但大陸的文化產業，內容與創意工業有差別，既有行業範圍重壘的地方﹔也有不同之處。舉例來說──體育。大陸的體育明顯是文化產業，體育作為一種文化，它可以變成很大的生意。

然而，經濟改革以來，內地深受香港大眾文化和生活形態影響，它從文化事業轉向的文化產業發展，主要的參考來自香港。筆者研究香港和內地文化創意產業的比較發展，其中關鍵的地方，是兩者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複雜的互動關係，有相似亦有差異，其中不同之處主要有三點﹕
一、中國大陸除了幾個大城市外，大部分仍然是農村和鄉鎮，無論工業化也好，城市化也好，都是發展起步不久，社會結構從社會主義過渡為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二、香港已經是一個走上後工業社會，工業生產基本轉移到內地，跟廣東形成所謂「前店後廠」的格局，社會結構不斷「去工業化」﹔

三、兩者是一個城市和國家的分別，在文化資源上，差異很大。

適應經濟變化有利行業互動
筆者倡議選用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既考慮上述因素，亦關注兩岸三地社會、經濟及文化的互動。台灣和內地的文化創意產業採取較寬鬆的理解，除了適應全面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變化，更有利用各種行業的互動，從而加強發展進步的速度和力度。事實上，內地文房四寶、卡拉OK、體育以至文化旅遊，都是文化產業，卻不是創意工業。2008年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也是一個很大的文化產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重新確立文化創意產業的定位，才能名正言順謀求更具效益的配合性策略。

香港應採取一個比較有彈性的發展框架，因為城市規模小，文化資源不多，這是第一點﹔第二，中小企佔香港的經濟一個重要部份，當中雖然很多已把生產線北移，但仍聘用了百多萬人，政府如何協助中小企，顯然是一個焦點所在﹔第三，因為香港的發展背靠大陸，因此不能完全採用「去工業化社會」這種思維和發展模式，去跟大陸進行文化產業協作。採用「文化及創意產業」，便可以在一個更寬闊、更具彈性，更具包容性的發展框架中開拓發展空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大方向的重整的前提下，施政報告已開始掌握各行業互動的重要性，以更具彈性的手法創造有利條件，使既可衝突又可融匯的文化和經濟因素得以平衡發展。筆者要借西九龍文娛區為例，展示文化創意產業在這個平衡的關鍵問題上的重要性。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弄致今天如斯境是有深層原因的。如果西九龍是一個純粹文藝和娛樂的發展──文藝可以純屬文化藝術，而不顧慮娛樂性﹔也不理會經濟效益，不管營運是否虧本，純為發展藝術而發展，任何社會都需要有這種為社會文化素質和長遠福祉的文化事業，但假若需要尋找更廣闊的社會規劃方面考慮，包括社會公共資源的調配，並加上個經濟效益的元素在裏面，就從純文化藝術的發展和推廣，逐步轉到文化產業領域之分析。

究竟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是用文化事業的方式發展，不管經濟效益，為藝術而藝術，抑或帶有文化產業的成分﹖如果是後者，就要考慮經濟效益。財團發展的時候，就不能胡亂搞，建什麼博物館﹖究竟博物館怎樣經營﹖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哪些內涵最合適。這個討論己經不簡單。因此，當這些問題弄不清楚，必然帶來無休止的爭論。從文化產業的角度去看，更帶出一連串更深入的問題﹕在這個西九發展計劃中，如何做到長遠文化藝術的培育和推動，亦要結合本地其他文化設施，如文化中心、大會堂，地方的音樂廳等來考慮香港的文化政策。

因此可以說，西九問題發展至今，最關鍵的問題，是最初沒有想清想楚。在2003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提出以優質教育為主幹，配合其他政策和計劃，豐富市民的生活，並把香港建設成為亞洲的國際都會，當中提出四點具體工作﹕

一、發展創意工業，加強本土經濟﹔
二、制訂西九龍綜合藝術文娛區的發展計劃﹔
三、建立珠江三角洲在文化、藝術、體育和青年領域的合作網﹔
四、就保存文物，制訂全面策略。

文物保護要配合創意產業
筆者認為，這四點必須從整體的高度綜合考慮，有效地配合協作和發展。以保存文物來說，本土經濟是一項文化產業。但如何將社區的發展，社區的凝聚，跟本土經濟結合，透過文化產業策略去推動。當文化產業推動之後，再以知識型經濟結構的轉變，去深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創意產業無疑可以推動知識型經濟，但在香港目前的情況下，不能一蹴即就，因為每日逾百名低知識技術的單程證人口，源源流入香港，在這個過程裏，政府一定要在本土經濟上，透過文化產業的發展，把這些低知識人口慢慢「轉型」。可以說，本土經濟是重要的文化旅遊資源。所以如何保護文物，也要配合整個文化創意產業，而不能逐點作孤立規劃及發展。

由此可見，要結合多方面的資源，促進各行業的共贏地發展，便必須有民間跨行業的互動和政府跨部門的充份結合，不單在政策釐定層面，更需要在執行層面。施政報告建議成立的有關的諮詢委員會是重要的。然而，諮詢委員會下更需要有一個常設的跨部門和業界代表的執行機構。不少國家（包括南韓）正式成立文化產業局、振興院或委員會，盡量在執行和落實的層面進行有實質性的行動。文化創意產業內容縱橫交錯，只談高層次的政策是不足夠的，更可能停留在紙上談兵或單憑統計調查的類據作推論，而忘卻社會整體的顧慮或業界迫切萬變的需要。這種由上而下的執行和籌劃，才能使高層次的諮詢工作，收到更有影響力的成效。

2005年1月 23日 星期日 02:35 更新

郭少棠 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http://hk.news.yahoo.com/050122/12/18soj.html

香港你往哪裡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

到稅務局繳完了稅，下樓時覺得特別神氣，從此以後多了一重身份：香港的納稅人。寫這篇文章，就是在盡一個香港納稅人的義務，當然，也是權利。

從稅務大樓出來，橫過幾條大道就可以到石水渠街，我要到那兒買一把野薑花。窄窄的石水渠街是一個露天市場，擠擠攘攘的，人情味十足。鞋店前放著幾個水桶，火百合、滿天星、野薑花，隨興地「扔」在裡面，愛買不買。海產店前一攤一攤的鮮活漁貨。一隻巴掌大小的草蝦蹦到隔鄰的一籠青翠的菠菜上，又彈到地面；嚇了一跳的家庭主婦將它撿起，笑瞇瞇交還給魚販。腆著肚子的屠戶高舉著刀，正霍霍地斬肉；千錘百煉的砧板已經凹成一個淺盆。駝背的老太太提著菜，一步一步走在人群裡，雖然擁擠不堪，她不慌不忙，顯然腳底熟悉每個地面的凹凸，眼裡認識每個攤子後面的鄉親。

野薑花聽說來自南丫島的水澤裡。我買上一大把，抱在懷裡，搭上開往石塘嘴的老電車，一路叮叮噹當晃回西環。

【三件事串成一條公民教育考題】
如果我是香港的公民教育老師，我會出這麼一個考題：

中區警署十七棟古意盎然的歷史建築要交給地產商開發。灣仔的石水渠街露天市場要拆除，古老「印刷一條街」利東街要拆除，灣仔老街市要拆除……舊的，老的、矮的建築，狹窄的擁擠的老街老巷，要讓位給玻璃和鋼筋的摩天大樓，變成昂貴的公寓大樓或者寒光懾人的酒店商廈。

西九龍文娛區的競標廠商紛紛提出了規劃，毫無意外地，全是地產財團。標書指定要有的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地產商正在進行全球性的合縱連橫、做如火如荼的宣傳。香港的報紙突然每天都是國際美術館的長而拗口的名字。

同時，公民教育委員會製作了一個宣傳短片，《心繫家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配上溫馨動人的畫面，每天在新聞報道前播出。精心包裝的愛國教育在悄悄進行中。

請指出，以上看起來互不相關的三件事，隱藏著什麼內在的關聯？試從三件事中看出香港的文化政策及公民社會的發展狀態。
【「中環價值」壟斷香港價值】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舖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針。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嘴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近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針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城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城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

九龍城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朗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坐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朗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Mega Tower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劃，如果通過，意味著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著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1942年春天監禁於域多利監獄）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年4月27日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裡？牢房裡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突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劃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裡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歎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裡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監獄是要保留的，政府說，但是環繞監獄的很多其它老建築，不是太珍貴。或許，但是，請問，做過完整的歷史調查嗎？認真問過市民的想法嗎？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若是真正被重視，為什麼我們只聽見「經濟效益」四個字？監獄的歷史意義若是真正被珍惜，你可能把它和周邊環境截斷，讓它孤伶伶地站著，被高聳逼人的酒店和商廈包圍？

【如果我是……】
作文題目：如果中區警署建築群是在台北，我會怎麼做？如果我是文化局長，我會馬上成立一個項目小組進行這幾件事：

1．對市長和財長進行說服：歷史記憶是市民身份認同的護照，使一個群體有別於他人的感情印記。而文化保存是一個城市的命脈，與經濟發展也可以並行不悖。

2．對十七棟建築的每一棟進行深度多元的歷史調查。以域多利監獄為例，委託歷史學者開啟所有監獄檔案，研讀每一個個案，書寫域多利監獄史。透過對政治犯、冤案、犯罪紀錄、懲罰與感教制度演變等等的研究，香港與中國近代史以及英帝國殖民史血肉相連的一頁可能有嶄新的視野出現。如果資料夠豐富，甚至思考成立監獄博物館，譬如墨爾本的監獄博物館就是那個城市最辛酸、最動人的一個歷史博物館。

十七棟建築，就是十七種最疼痛、最深刻、最貼近香港人心靈的香港史。以後每一個跟著老師進去走一遍的小學生，都會從一塊磚裡頭看見自己的過去，從而認識自己的未來。

3．向企業及大眾募款，發起認養古跡運動，成立國民信託基金。大企業可以捐巨款，小市民可以「一人一百塊」做古跡之友。基金用來修復古跡，同時作為永續保護以及管理經營之用。

如果我不是決策官員而是個小市民，那麼我會用盡力氣發起公民反抗運動，串連所有的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小學家長會、被虐婦女保護協會、勞工權益促進會、文史工作室、青年義工……，包括國際組織；我會結合所有大學的歷史系、建築系、城鄉研究、都市計劃、景觀系所以及教育學院將來要為人師者的學生和教授們，與政府進行長期的抗爭。我會靜坐、示威、遊行。我會不間斷地投書給本地和國際的媒體，我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求援，向國會議員申訴；我會尋找律師探討控告政府的可能。

最後，告訴你我最後會做什麼：我會用選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輕視自己歷史的政府選下去，換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換的，因為沒有普選。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裡強，哪裡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劃：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能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譬如欣賞人口的擴展：18歲以下的藝術欣賞人口有多少？什麼獎勵或補助制度可以創造欣賞人口？什麼設施可以吸引更年輕的藝術欣賞者？

譬如弱勢公民文化權的普查：65歲以上的長者看什麼戲、聽什麼歌、享用到幾成的文化設施？盲者、聾人、單親媽媽、同性戀者、坐輪椅的、精神病患、監獄犯人、外籍勞工、尼泊爾和巴基斯坦的弱勢族群、貧窮線下的赤貧者、赤貧者的孩子……享用到多少文化的公共資源？康文署所提供的活動裡他們的參與是幾成？如果弱勢者的文化權沒有被照顧到，那麼西九龍是否應該將之納入考量？

譬如現有文化設施的全面體檢：歷史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等等，現有多少參觀人數？藝術教育效應評估如何？是否低度使用？是否浪費空間？是否經營不善？是否資源重疊？

譬如2030年香港文化發展藍圖的提出：香港對自己的文化期許、文化定位是什麼？它所缺的究竟是草根性質的社區兒童圖書館、街坊藝文活動中心，還是水晶燈紅地毯、一張椅子一萬塊的現代演藝廳？要補強的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現代的還是傳統的、本土的還是國際的？

譬如……

零零星星的研究確實在進行中，但是並沒有整體藍圖。好像掛一張巨大的文化地圖在牆上，將宏觀的未來藍圖透明疊在現存狀態上，就可以清楚看見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西九龍應該發揮什麼功能，應該包含什麼設施，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必須放在這樣一個宏觀、前瞻的藍圖上去思索，才是負責任的規劃。

沒有全面的研究調查，沒有宏觀的文化藍圖，也渾然不談香港的文化定位，就把西九龍交給財團去自由發揮。財團怎麼做呢？他關心香港的藝術發展嗎？他瞭解香港的文化潛能和文化困境嗎？他有文化的前瞻能力嗎？他對邊緣人、小市民的文化公民權要負起責任嗎？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比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Gucci皮包、Bally皮鞋、Armani服飾、Dior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淘空。

有沒有人在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扎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但你不能對商人這樣要求；商人是為了賺錢發財而存在，政府才是為了關懷和擔當而存在。對香港的孩子、藝術家、文化發展、城市前途有責任的，不是這些商人，是政府。當政府沒有關懷和擔當時，那就是一個有問題的政府。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形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裡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佈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復，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舖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隻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形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裡吐出天文數字，對著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你可認識歌賦街？】
我所目睹的21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英國人統治時，他所立的銅像、所寫的傳記、所慶祝紀念的生日忌日、所歌頌的傳奇、所愛惜的古跡、所命名的街道，當然都是英國角度出發的人物和歷史。對於中國和香港本土的歷史記憶，是漠視和輕視的。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蕭紅、張愛玲、許地山、戴望舒、蔡元培、錢穆、徐復觀、餘光中……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意義。華人因鼠疫而死亡的口述歷史、房舍因大火而焚燒殆盡的遺址、鄉民因抗英而犧牲的地點、大罷工時工人集會的廳堂、文人因反日而被害的日記、魯迅演講的大堂……在殖民者眼中，無關緊要。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裡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句裡，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脫離殖民」意味著，每一個香港孩子走過中環歌賦街時，知道「歌賦」（Gough）不過是某英國陸軍中將的名字罷了，但是他更知道歌賦街44號的中央書院是孫中山讀過的學校，歌賦街24號是孫中山、陳少白等「四大寇」意興風發秘商革命之處。「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瞭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跡、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文化缺席的政府】
更確切地說，殖民者並非僅只不重視被殖民者的文化，他原則上不重視文化，因為文化是思想，思想勢必意味著獨立思考和價值批判，這些都是對統治的障礙。從香港政府的組織架構就看得出，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的。香港沒有文化的專責機構，文化藝術「夾帶」在民政局的業務內，與捕鼠滅蚊、足球博彩、郵票設計、幫傭管理、游泳池清潔、大廈與旅館業監督等等混在一起。民政局的「使命」列出十四條，其中只有兩條直接與文化有關，哪兩條呢？

最重要的是文康，也就是說，香港對文化的理解還停留在辦理康樂活動的層次。另一條是古跡保存。把古跡保存列為十四條之一，不是很不錯嗎？但是你發現，古跡保存的工作是由一個層次極低的三級單位來負責。在民政局屬下還有各種圖書館、藝術館、博物館等等，各自辦理自己的活動。這個結構所突顯的是，文化處於下游，根本進不了最上游的決策，或者說，在最上游的決策機制裡，根本就沒有文化的思維和視野。

我們可以想像這樣一個鏡頭：最高的決策會議討論中區警署的議題時，財政司長、工商局長、經發局長、運輸局長、房屋及規劃局長可能都從經濟本位去發言，那麼誰站起來為古跡的文化傳承和歷史意義去力排眾議、「咆哮公堂」呢？民政局長的本位不一定是文化，可能是民政。所以文化的位子上，其實是空的。所有的決策，就在文化缺席的狀態下，做了。在一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裡，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形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它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裡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但是我並沒看到這個過程在香港出現。

【一萬個口號抵不過一支老歌】
殖民者挾其母國的現代化優勢，他的政府一定是由菁英思維主導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官員掌握知識、能力和權力，一切的決定由上而下貫徹。捉襟見肘時，一通午夜的電話掛往母國，第二天早晨已有指示。母國畢竟文化厚重，經驗嫻熟，往往還在殖民地創出優越的成績。於是所謂脫離殖民，就是在別人的「大腦」抽走了之後，開始產生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從哪裡來？當然是民間。

脫離殖民意味著政府從原本居高臨下的菁英位置走下來，與自己的平民站立在同一高度對話；中區警署保存或開發，灣仔老區保護或拆除，由市民的意志主導。康文署也不再是所有活動的主辦者，不再掌握所有資源，不再是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仰望的施捨者，民間自己實力強大、百花齊放。脫離殖民意味著本地的學者、專家、文化人會取代殖民者的「大腦」深入政府的決策過程，不再坐在林林總總的「咨詢委員會」裡當政府假裝民主的花瓶，而成為影響社會發展的實質主要動力；西九龍的文化定位，大嶼山的開發與否，都會有一個深刻的公民辯論、知識界文化界專業較勁的過程。同時，當人民開始真正參與決策，開始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時，公民社會於焉成形。

我也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產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繫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兒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

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作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著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跡之友基金會」……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

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　　

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裡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

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鏟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繫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認同，從敢於擁抱自己的歷史和記憶開始，而一萬個政治人物的愛國口號呼喊，不如一支低沉的老歌，一株垂垂老樹，一條黃昏斑駁的老街，給人帶來抵擋不住的眼淚和纏綿的深情。老歌、老樹、老街，代代傳承的集體記憶，就是文化。公民社會，從文化認同開始。

中環價值，無法創造人文底蘊；殖民思維，無法凝聚公民社會。而且，別再告訴我「香港人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因為沒有民主保障的自由是假的自由，它隨時可以被你無法掌握的權力一筆勾消。再說，中區警署若是拆個精光，你能怎麼樣？但是你能怪政府嗎？連小學生都知道：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所以，香港，你往哪裡去？

【光與熱之必要】這裡所有的批評，都是以偏蓋全的，因為明明已經有這麼多人正在努力，不管是民間還是政府內部：保護海灣的運動，灣仔區議會對灣仔老區的關懷行動，四年前文化委員會成員的點滴心血，牛棚書院、Project Hong Kong和種種社運團體的努力，媒體文化版的持續討論，專欄作家的日日呼籲，甚至民政局所主導的種種文化論壇……在在都顯示，香港的公民能量和人文反思有如活火山地殼下的熱氣，在噗噗蠢動。七一遊行，是熱量的凝聚。但是，原有的中環價值和殖民思維堅固巨大如鐵山，七年了，鬆動的，是那麼地少……

我只能把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的話偷來，送給所有正在艱難地放光放熱的香港朋友們：文化傳承是內聚的，它約束了我；天賦權利是外擴的，把我和所有生命永遠地連結。但沒有人可以只要那天賦權利而不接受他的文化傳承。（My inheritance was particular, specifically limited and limiting. My birthright was vast, connecting me to all that lives, and to everyone, forever. One cannot claim birthright without accepting the inheritance. ）


龍應台
200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