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藝復興的30年代

【明報專訊】早前到佛羅倫斯走了一趟，逛博物館、看古建築，為疲累的心靈充電。佛市是歷史名城，也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發源地，它的建築與藝術，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意大利人的驕傲。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也曾進行過一場文藝復興運動，以傳統建築重耀中華文化的光輝。這股文藝復興的熱潮不久南傳至香港，並開花結果，成為我們城市建築的獨特印記。

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命題，就是如何令中國走向富強。中國人經常於傳統與現代，舊與新，中與西之間爭辯、徘徊。城市建築不單具實用功能，還有政治和文化含意，反映國運的興衰。二十世紀初，西洋建築陸續在中國沿海的商埠湧現，從政府機關、公共設施，到洋行教堂，出現了大批西方復古主義、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新建築，成為進步、時尚和現代化的標記，中國傳統建築只有靠邊站。到了二、三十年代，中國傳統建築終於有翻身的機會。但諷刺的是，充當這次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鋒，竟是西方的傳教士和建築師。

城市建築反映國運興衰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在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同時，也反對西方教會在中國的傳道和教育活動。教會明白到本土化、世俗化是唯一的出路，天主教在首任駐華公使剛恒毅樞機（Mgr. Celsius Constantini） 的倡導下，積極推行中國化政策。基督教同時也提出「本色運動」，要求教士不要僵化地把西方傳道模式移植到中國，必須尊重東方固有的文明。這理念反映在教會所興建的大學和教堂建築上，它們都以融匯中西為主旨，將西方建築技術與中國傳統建築式樣結合起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北京燕京大學等代表性的建築物都是由外籍建築師設計，當中以美國建築師墨菲（Henry K. Murphy）最負盛名。

西方物料融合中國傳統理念
但真正將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發揚光大，是首批於二、三十年代從海外學成歸國的中國建築師。他們在歐美大學學習西方建築學的理論和方法，返國後受民族主義的感染，致力於調和中西建築。適逢蔣介石於1927年統一中國後，大力鼓吹以中國本位進行文化建設，倡導「吾國固有之建築形式」，並制定了「首都計劃」，以中國古典建築重塑南京作為新首都的氣派。這批「中道西器」的華人建築師設計了大批的政府和公共建築物，以西方的鋼筋水泥和體量組合的建造方法，融合中國傳統建築的理念和裝飾技巧。南京、上海和廣州在十年間興建了大量這類具民族特色的建築物，較著名的包括呂彥直的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徐敬直的中央博物院、范文照和趙深的國民政府鐵道部、楊廷寶的中央研究院、董大酉的上海市政府，及林克明的廣州市政府和中山圖書館等。

英佔領香港後築維多利亞城
英國佔領香港後，隨即修築維多利亞城。新建築大都按照英國本土建築的式樣設計，因應香港炎熱的天氣而稍作修改，反映典型殖民地城市的風貌。三十年代，香港的城市建築仍以西洋建築為主流，但亦引入一些西歐現代流派的新設計，如包浩斯（Bauhaus）、現代主義（Modernism）和裝飾藝術（Art-Deco）等。至於中下階層華人的居所，主要是一些樓高三層「下舖上居」式的騎樓。除廟宇外，在市區很難找到中國古典式的傳統建築。

國內的文藝復興運動，實得助於蔣介石政府的國粹政策，將建築與政治結合。但在殖民地的香港，復興中國文化在政治上並沒有發展的空間，雖然華人領袖一向支持弘揚儒家禮教，認為可有助維持社會的穩定。1927年2月魯迅應邀到香港青年會作演講時，就曾批評香港主流的保守主義思想。因此，在心理上，華人對中國復古建築並不抗拒，反覺得是追上了國內的潮流。

中華百貨唯一中國文藝復興式商廈
當時的華人領袖周壽臣首開風氣，在1932年於中環皇后大道中62號興建了中華百貨公司，以西式鋼筋水泥建築為主體，配上中國廡殿式屋頂和塔樓，成為市區內唯一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商廈。大樓於1977年被會德豐收購，改建成今天的連卡佛大廈。在三十年代，不少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相繼在香港落成，主要包括兩類的建築物﹕教堂修院和商賈府邸。

受到國內本色運動的影響，香港教會建築都採用了中國文藝復興式設計，其中最為人所熟識的，就是位於軒尼詩道與莊士敦道交界的循道衛理公會香港堂。教堂於1936年建成，由英籍建築師梅雅達（A.J. May）設計，以典型西方教堂的形制，配上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教堂頂部建有一組中式三檐圓攢尖塔樓，鑲以十字架，盡見中西合璧的特色，可惜教堂已於1994年拆卸重建。

現僅存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式教堂
現時市區內僅存的兩座中國文藝復興式教堂均屬聖公會所有，包括位於馬頭涌道135號的聖三一堂和大坑道2號的聖瑪利亞堂，均建成於1937年，前者為華人建築師吳建中所設計，後者的建築師不詳。這兩座教堂都採用了西式教堂的內部佈局，再配以中式單檐廡殿式屋頂，綠色琉璃瓦，並用上大量中式傳統裝飾如飛檐翹角、斗拱雕樑、瓦當滴水等。聖瑪利亞堂的七脊風火山牆頂和與正門入口的四根紅色檐柱更見氣派。

於同期建成的教會修院亦採用了中國古典復興式的設計。沙田道風山基督教叢林於1931年由挪威籍教士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所創立，隸屬基督東亞道友會（Christian Mission to Buddhists），院社由丹麥籍建築師韓慕德（Johannes Prip-Moller）所設計。艾香德最初以南京景風山為基地，專門向佛教徒宣揚基督教義。後因兵災，院社被焚，遂遷到沙田道風山重建，但仍採用中國古典建築式樣，結合西式建材和方法，建成古色古香的建築群。在傳道工作上，該會仍以推動基督教中國化為主旨，現時修院仍作靜修和研習之用，但開放予市民參觀。

位於香港仔惠福道6號的聖神修院於1931年建成，前稱華南總修院，是當時羅馬教廷在中國成立十四所專門培訓華人神職人員的修院之一，亦是華南地區最大的修院，至1964年才由香港天主教區接管，改稱聖神修院。教會邀請曾設計北京輔仁大學的本篤會神父葛利斯（Dom Adalbert Gresnigt）繪畫圖則，原本打算修建一組宏偉的中國四合院式建築群，但因經費不足，只興建了南翼大樓，左右兩翼和正面的主樓並沒有建起來。修院以中國宮殿式設計，牆身以青磚和大理石築成，兩側主樓高四層，採三重檐廡殿式屋頂，鋪以綠色琉璃瓦，配以傳統建築裝飾如斗拱、鴟吻、翼角、雀替等，是香港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的精品。

瑪利諾神父會院（赤柱村道44號）於1935年由美國天主教海外傳道會所建，由一個美國家庭捐贈經費，以紀念其一位於交通意外喪生的家庭成員Gerald MacDonald。修院由一位於紐約執業的建築師Henry J. McGill所設計，採用當時內地流行的宮殿式樣設計，單檐歇山頂，紅磚綠瓦，並用上中國傳統建築裝飾。修院一直用作該會傳道人員的退修和研習中心。聖神修院與瑪利諾神父會院現時俱不對外開放，讀者只能遠觀它們的外貌。

三十年代香港的中國文藝復興式建築還包括一些富商的府邸。華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在香港崛起，帶來了財富，長袖善舞也帶來了社會地位。早期華商的府邸全部都屬西方古典復興式建築，以顯示其品味和財富。但到了三十年代，崇洋已非潮流，愛國更是理所當然，一些準備興建新府邸的華商遂捨洋取華，以中國文藝復興式樣設計新居。

何東是當時公認的華人領袖，何家於半山和山頂一帶早已建有多幢住宅，包括西摩道8號的「Idlewild」。1927年何東再購入山頂道75號地段興建大宅「The Falls」，後以夫婦名字命名為曉覺園。大宅的興建工作由何夫人張蓮覺負責，並聘請了著名則師樓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ner）設計，以融合中西建築風格為特色。張蓮覺一生篤信佛教，於1935年在山光道15號興建了東蓮覺苑，亦採中西合璧設計，是典型的中國文藝復興式作品。

位於司徒拔道45號的中式大宅，是十九世紀香港首富李陞孫女李寶麟於1937年所建，亦屬於中國古典復興式建築，由英籍建築師A.R.Fenton-Rayen所設計。大宅於七十年代轉讓予邱子文，並改名為景賢里。同期建成的中國文藝復興式住宅還有虎豹別墅（大坑道15號），於1935年建成，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大宅，旁邊還建有胡文虎花園，開放予市民參觀。

負起弘揚民族文化使命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只維持了十年的光景，至抗日戰爭的爆發而結束。這場復興中國古典建築的熱潮，絕不單是建築師們的玩意，還堅負起弘揚民族文化、鞏固南京新政權的使命。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古典復興式新建築又再次出現於海峽兩岸，以彰顯道統的承傳和歸屬。建築與政治的體用問題，實毋庸深究。香港的中國文藝復興雖亦只是曇花一現，但卻在幾年間建成了一批具水準的中西混合式建築。這些沒有政治催生的中國古典式新建築，更能反映我們的城市文化和歷史。

3月 27日 星期日 05:10 更新
吳志華
http://hk.news.yahoo.com/050326/12/1arkr.html